体育界的光辉旗帜

                                            ——  中国体育教育先驱马约翰先生的体育观
        20世纪中后期至本世纪初，当中国的体育学术界还在为体质论体育、技能论体育和健康论体育等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马约翰先生就对体育的价值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分析，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近一个世纪后，当我们重温马约翰先生这些精辟的观点时，不仅顿感豁然开朗，更感叹历史有过太多无谓的曲折、蹉跎与纷争。
        马约翰先生被誉为“体育界的一面旗帜”，他“所提倡的身心并育、强国强民”的观点广受好评，其代表作为《体育的迁移价值》。
        1882年10月10日，马约翰先生出生在福建的一个基督教家庭，3岁丧母，7岁丧父，年幼的马约翰和哥哥保罗由亲友及教会照顾。
       1900年，18岁的马约翰从家乡被送到上海， 就读于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
       1914年马约翰进入清华工作，一直到去世，在体育课(术科)中，马约翰先生向学生教授当时西方最新的运动项目和技术，同时，也向学生传授太极拳、武术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他在清华整整工作了52年，两次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副主任(1949年，1952年)，1956年10月当选为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他出生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阶段， 清朝末年，政府无能，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主义者把教育作为“救亡求存”富国强兵的手段，十分重视体育和尚武精神，强调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德、智、体三者同等重视，提倡尚武精神、习练中国武术，已表现出了明显的国民教育倾向，体育也成了其国民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救亡求存”的工具。1903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颁布实施了“癸卯学制”，全盘吸收了“旧本国民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全国皆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抵御外来侵略，打破国内军阀拥兵独霸天下的局面，社会各界纷纷提出要加强军事训练和体育，实施军国民教育。在这个时期军国民思想达到了高潮。林则徐、魏源、徐继等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开始“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技术教育救国”为特征，从创办京师同文馆到开设船政、武备、矿务、机械、电报、西医诸学堂，他们寄希望于通过变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来唤起人们振衰起弊，改造国家。
        “强国强民”是马约翰体育思想及实践的基本点，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马约翰，面对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社会，他选择了弃医从体的道路，企图通过体育使国民的身体和精神得到强壮，从而达到救国救亡，重振中华的目的。由此，“使青年的身体健康，培养人民有健壮的身体，使国家富强起来，洗雪‘东亚病夫”的耻辱”，成为他毕生献身于体育事业的动力源泉和目标。

     
       他总是不断地强调:“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不要人家(外国人)一推你，你就倒……。我们要有一种气魄，就是不许别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经过运动和比赛，我们能够使青年人获得健康和优美，机敏和文雅，正直和勇敢，准备并适应于尽自己的职责，为民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让运动和比赛铺平了中华民族发展之路。”
        马约翰先生提出“体育的迁移价值”这一命题，为马约翰体育思想赢得学术和历史地位。体育的迁移价值:塑造“人”体育除了有增强体质、促进健康的功效外，作为教育的补充，更重要的是陶冶人的情操“教育的最新观点和概念是一个主动的和有机的过程，成千上万的孩子们在运动场上总是会无意识地显现出他们的自然本能和特性，运动为他们矫正不良习惯和培养正确的习惯提供了最多的机会。”
        也就是说，在通过体育运动所获得的各个方面的发展尤其是道德品质会积极转化到人们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体育具有迁移价值。“体育运动的教育价值，不仅限于运动场上，而且能够影响整个社会”。
        他认为，凡一种习惯的养成，均有赖于同一行为的重演，而体育正是一种行为的重复。在实践中，极力主张“不但在学校时运动，而且踏入社会以后仍继续运动”，并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
        他站在当时心理学的角度认为，一个人的人格“乃各种道德特质之综合”。而且，这些特质性“或善或不善”。他相信竞技运动则可以发展人格中“善”的部分，“体育是培养人格最好的工具”。终身体育思想是现代体育的核心主旨之一，难能可贵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约翰先生就萌发并提出了终身体育思想。改革体育竞赛方法，为体质不同的学生开设不同的体育课程;在北京清华大学每年都要举办一种别开生面的特殊运动会，运动会除了新生外，老生必须是在校内和校际运动会“未得分者方可参加”，“力主平民化”，而“本校著名运动员”概不准登场，“恐一般同学见之退避三舍，裹足不前”。运动会上比赛的都是一些基本的体育项目。上述制度的保障，使马约翰先生普及体育的思想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落实。
       他本人曾经是一位优秀运动员，怀着体育强国信念并强烈地感受到竞技比赛胜利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由此唤起的爱国进取精神。他对竞技体育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竞技体育既能促进体育的普及，又能培养良好的道德。“经过运动和比赛，我们能够使青年人有良好之导师，指导各种运动，得以发扬义侠精神(体育家道德)。所谓胜亦英雄，败亦英雄也。”
           运动和比赛铺平了民族发展之路，作为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将体育看作为振兴民族，强壮国家，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并强调现代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开展运动的方法“没有感染年轻人的内心态度”，并主张“提倡富有民族性的体育娱乐运动体育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为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服务，他的思想体现出强烈的体育价值观。显而易见，以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正是这种价值观最直接、最突出、最集中的表现。
        马约翰体育思想中提出了体育社会的功能性。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体育对于社会所做的一切贡献，就会大吃一惊.我们会发现，体育对于社会方面所做的贡献要比体育修养本身还要多，“在通常的比赛中，你常常会注意到，无论父子、师、贫富、官员和平民，都毫无顾忌地参加和欣赏同一比赛。在运动中，在比赛中，所有民族，不分白种人还是黄种人，所有阶级，不分富人还是穷人。
        他并运用了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物理学等学科视角对体育进行了全面深入地科学分析与研究，科学论述了体育运动对身体健康、运动成绩、道德品质，甚至对整个民族和社会的深远影响，使人们对体育价值的认识从经验层次上升到科学层次。在文中，他预言“体育将与医学和其他学科达到科学的统一”。该文被评价为“这是我国近代体育界最早也是最有价值的一篇体育科学论文”。马约翰先生真正开创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先河。
        他在20年代就创编了大量的田径、球类等专项和一般性的徒手体操，并将中国的拳术翻译成英文，并试图对中国拳术与西洋拳术进行结合，“创造一门新的行之有效的防卫术，并将其发扬光大”。
       现代体育哲学研究认为，脱胎于游戏的现代竞技运动具有以自我认识的源泉。在竞技中，人实现了自我认识，即认识到了自己的能力，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多大，也认识到合作与互助的价值中有若干风险，身体伤害、社会挫折、地位丧失等。个体必须承担责任，必须克服各种社会障碍等等。马约翰先生发现“运动尤其是培养高尚的人格的最好方法”，并感悟到:“体育运动本身，可表现个人思想情感，且最为自然无遮饰者，盖人之真性情，最易流露于手舞足蹈。”
        马先生无疑是20世纪我国最具创新精神的体育家，但任何思想的出现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产生的。其体育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孕育而生的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剧烈动荡，其体育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主流体育思想密切相关:不能不受到当时充满“强国救种”爱国倾向的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影响。他广博的学识背景也为其体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树立了一面新体育思想的光辉旗帜。希望他的思想对我们现在的体育发展有所借鉴。